阿坝演艺

“恩哥”,您在哪里……

发布日期:2018-06-15 11:49:19文章来源:

“恩哥”,您在哪里……


编者按:

一段尘封了67年的往事。

当年一个“收”字,改变了龚选俊老人的一生。

引领他走入了一片新天地。

然而,失去联系后的重逢竟成永诀,令人唏嘘。

找到“恩哥”之墓,每年清明带领全家去为其扫墓,是80岁高龄的龚选俊老人余生的最大愿望,希望本报读者朋友中的知情人能根据文中资讯为我们提供线索,让我们一起努力,帮助老人完成他的心愿吧!(图左为张鑫岭、图右为文章作者龚选俊)

新闻热线:0837—2831180 联系人:马编辑 17336819767



■龚选俊

“龚选俊,我来看你了。”我又听见了这熟悉的声音,并且就在大门口,我一边翻身起床,一边催促老妻:“快点!‘恩哥’来了!他从阿坝来了!快去开门,把他请进来……”不想此时,我却被人从背后一推,从梦境中惊醒过来,浑身大汗,怅然若失,老妻的声音响在耳边:“哎,你呀,又做梦了……”

回忆渐渐将我带回几十年前。在我年少时,正赶上新中国成立之初,由于从小蜗居僻塞,倍感迷茫。幸在此时,我遇到了一位改变我一生命运的“恩哥”——时任川西军区基干4团3营的营副教导员张鑫岭,如果没有他,真不知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样子。

“乡上通知,县上在征兵,我来问问八哥(我排行老八)去不去。” 1950年9月24日,村农会主席黄三兴来我家,告诉我们这一消息,父亲担心我年龄小入不了伍,黄三兴说:“他那么高,说15岁也说得过去。愿意的话,去试一下嘛。”我当即表示要去。黄三兴说在县城大北街的袁家大院报名,并一再叮嘱我报名时要说15岁,还叫我带上换洗衣服和被盖。

当天下午我就赶到了袁家大院报名处,只见室内坐着两名解放军,其中一个问我是不是来报名参军的?我答:“是的。”他便拿起笔来登记,问我年龄时,我说:“15岁。” 他转向另一名解放军:“指导员,他才15岁,收不收?”那位指导员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下,笑咪咪地说:“个子还满高的嘛,收!”

于是,我被编入了3排9班。三天后的“点名会”上,指导员通知大家被编到警卫营二连,驻地安排在“宫保府”后院一幢二楼的院里和后花园的一排平房内。

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国庆节,上午9时,全连集合,指导员作了讲话。他从国内讲到国外,讲了近一个小时,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内容,让我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全过程也有了初步的了解。

2日,我们领取了新军装,包括棉被、床单、棉衣、衬衣、内裤、军帽等物品,还有最值得骄傲的一枚五星帽徽和一个有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字样的胸章。

下午3点,大家换上新军装,整队完毕后,指导员对大家说:“从现在起,你们就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,希望你们要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,时刻牢记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’的宗旨……”我听得非常认真,那一刻,我为自己即将融入这个大家庭感到骄傲,并暗暗发誓,以后一定要加倍严格地要求自己!

4日上午,三排长通知我去连部,到了连部后指导员通知我说:“我和侯连长商议后,叫你到连部来当通讯员。”并安排我和征兵时那位做登记的文书住在一起。

每天,战士们都要操练和政治学习,我则在连部留守。指导员怕我无聊,将一本苏联的长篇小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给我,要我在留守时看。我越看越起劲,看完保尔·柯察金的革命经历后,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。在此之前,我对于革命觉悟、为人民服务这些新名词都一无所知,读完后,觉得眼前好像打开了一扇窗口——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。

年底,接上级命令,2连将编入“川西军区基干4团”,整个团都驻扎在元通场(今崇州市元通古镇)。我连被编在3营7连,指导员也提升为营副教导员,他把我安排到营部通讯班继续做通讯员。对于教导员的关怀和支持,我心存感恩,心里把他当做亲哥一样对待。

12月29日,教导员要我去通知各连指导员下午2点到营部开会安排元旦活动,在这个通知的下方有他的签名,虽然我已和他相处两月之久,到这时我才知道了教导员的全名叫“张鑫岭”。

过完元旦,为期3个月的大练兵训练开始了,我拼尽全力,仍未达标。鉴于我的体质情况,领导们商议后,把我调到了卫生班,我知道这是他们对我的关爱。

4月1日起,全团开展“民主运动”,先是动员讨论,提高运动认识和表态,后由个人发言,要求毫无隐瞒地讲出家庭三代人的情况。轮到我时,我便毫无保留地将我父亲龚思进曾任过唐安小学校长、崇庆县“伪”督学和当过金鸡乡7年的“伪”乡长,二哥龚选舞从金陵大学毕业后任《中央日报》记者,后随国民党逃往台湾,以及我参军时虚报了两岁等情况作了详细的“交待”。当时我还并不知晓,我家在土改运动中分了9亩田,被划为“破产地主”,所以在发言中没有谈及这个情况。

我的发言汇报到了营部后,营长和教导员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,把我列为重点调查对象,调查组还专门去乡、村作了走访取证。直到4月27日此次“民主运动”才结束。

5月上旬的一天,通讯员郭廷德来通知我,要我即刻去营部。进了营部后,刘营长和张教导员都在场,两人的面部表情都很凝重。沉默良久,刘营长开口说道:“你的家庭太复杂了,不适合继续留在部队,为了部队的纯洁性,我们决定把你列进‘复员’名单中,组织上很快会批下来。”

这一席话犹如睛天惊雷,将我彻底打懵了。得知将要离开部队、离开我最快乐的地方,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,直到哭出声来。教导员长叹一声,我深知他心里也很难受。

刘营长叫郭廷德把我送回卫生班。一回到班里,我便倒床大哭,战友们不知所措。张班长过来安慰我说:“有什么想不通的事,说出来我们大家来帮助你嘛。”我边抽泣边说:“我要……复员……离开……你们了……唔唔唔……”大家围拢上来拉着我的手劝慰,同时也为即将分离而感到难过。

中午,营长、教导员到了我们卫生班,笑眯眯地对我说:“你被留下来了!”听到这一喜讯,我立马从铺上弹了起来,破涕为笑。营长说:“真是个娃娃脸,还不赶快把饭吃了。”我当着他们的面大口大口地吃起饭来。这时,营长才对张教导员说:“我们也该去吃个饭了。”

两位领导刚出门,全班的同志们就都拍着手跳了起来,那一刻,我暗下决心:一定要干出个模样来!

后来,我从隔壁的李参谋那里知晓我被留下来的实情。原来,在我哭着走出营部后,张教导员和刘营长去团部向团长和政委求情,并作了情况说明,在征得了团长、政委的同意后,才从政治处将我从复员名单中撤了出来,我因此幸运地留了下来。

1952年5月中旬,基干4团又要整编了。一天下午,张教导员来找我,我们去了元通铁杆桥对面的树林里,他对我说:“我要调走了,调令已经下来,过两天我就要走了。”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分别,我顿感心痛,眼泪也随之流了出来,哭得很伤心。

张教导员将我搂在怀里,这时,我感到一种特别的温暖,这是我俩相处一年半来深挚友情的爆发。他说:“能叫我一声哥吗?”我当即含着眼泪叫了一声“哥哥!”张教导员说:“我父母都不在了,又没有兄弟姐妹,你就给我当弟弟吧!”我喜出望外地说:“我早就把你当作哥哥了,只是不敢表露。”

他拿出手绢,边给我擦泪边说:“我已经给9连薛指导员说了,把你调到9连去当卫生员,他会照顾你的。”我问他:“我们能照一张像吗?”“当然可以。”我们立刻到镇上的相馆照了一张合影。

次日,我便到了9连。第三天,我们去取了照片,还相互在背面签了字。张教导员说:“我走时,你就不要来送我了。到了新岗位,我会给你写信。”之后的好些天,我心里老是回想着张教导员对我的呵护和关爱,心里不是滋味,每天都要把合影看上好几遍。

5月中旬,部队整编结束,我和薛指导员调到了一支文教队。这支文教队是培训文化教员的,学习汉语拼音。期间,薛指导员和文书陈安福作我的介绍人,我成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。

国庆节后,我和薛指导员随着这支文教队,来到了黑水县的“茂县军分区”,文化教员们下到各连队,我被分配到军分区医院。部队说走就走,无法告之“恩哥”我的去向,加上那时的通信极为不便,我们就此失去了联系。

1954年8月的一天中午,我正当班。突然,担架抬进来了一位重危病人,仔细一看,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那竟是我常常思念的“恩哥”——张鑫岭!我当即叫来值班医生李泉,迅速展开抢救。

护送的医生说:“张副政委是到司令部开完会后,在返回马尔康的路上(距马尔康20多里的地方),上坡时因所骑之马失蹄,将他摔落下来受了重伤。”当时,警卫员将他背到一户藏民家中,然后骑马赶回卫生队向医生求救。医生骑马赶去藏民家里对“恩哥”进行紧急包扎后,连夜将他送来抢救。一路上,走了17个小时,途中还注射过两次强心针……医生还说张副政委刚调来不久,难怪我们未曾见面,近在咫尺竟不知晓对方在同一个地方。

经诊断, 张副政委的腰椎和髋关节骨折,导致大面积内出血,在血浆输完后又输了大剂量青霉素以防感染。

我下午下班时,张副政委还未清醒;半夜两点我放心不下再去看,仍在昏迷之中;第二天中午,他还未醒,仍在输液……

处理好其他病人后,我再次来到他的床前,液体已经输完,我把针头拔了出来,试着喊了一声:“张哥,我是龚选俊。”连喊几声后,他突然动了一下。“恩哥”缓缓睁开了眼睛,看到我时,嘴里似乎在说着什么,我却听不清。他把手伸到左上衣口袋摸索着,连取笔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我连忙替他取下笔来,放到他手上,只见他嘴皮又在动,我俯下身去,把耳朵贴到他蠕动的嘴边,这才听到他用微弱的声音说:“笔送给你。”然后,他把手往右上衣口袋指,可还来不及再说什么,就突然停止了呼吸。我急忙对他进行人工呼吸,医生、院长也一同前来抢救。我们注射了强心针、用尽了各种办法,最终宣布抢救无效,我的“恩哥”与世长辞了。

我无法相信、难以接受这个事实,我悲从中来,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最终崩溃,嚎啕大哭起来。

1954年10月,又到了部队复员转业的时候。一天,院长把我叫到办公室,对我说:“小龚,上级已批准了我院今年转业、复员的人员,你是我院的模范护士,我们将把你送到转业军人培训队去,学完后由地方安排工作。”

听完他的话,我就明白了被转业的原因,仍然是因为我“复杂”的家庭关系。这次,我很镇静,既不申辩也不恳求,深知再也没有留在部队的余地了,更不会再有张教导员、刘营长那样的“恩哥”和“奇迹”出现了,随即表示服从部队的决定。

没几天,我被送到了简阳县的转业人员培训班,在那里培训了两个月,培训班的领导同意我回家乡工作的申请。后来,转委会通知,我被分配到崇庆县(今崇州)医药公司工作。

从此,我在医药公司工作了整整27年之久。1957年5月至1960年4月,我被保送到成都商业学校医药班学习3年,在我的刻苦努力下,从连元素符号都不认识的小学文化程度,到毕业时药物学、药剂学、有机、无机、分析、定量、定性化学等各科成绩都得满分5分,只有英语和俄语得了4分。回到公司,正是三年困难时期,各种营养不良病流行,药品也奇缺。于是,我利用自己学习的知识,组织生产了一批营养药品,解了不少病人的燃眉之急。上世纪80年代初,我还主编了《崇庆县医药志》。1980年4月3日,我这个“破产地主”家庭出身、父亲当过伪乡长、二哥在台湾的“三料货”,也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,还连年获得优秀党员的荣誉。

1982年底,我上调到温江地区行署外事办公室,地区与成都市合并后,我在从事外事工作的同时,还兼任了侨办、台办主任,后又兼旅游办主任,还被选为县侨联主席,省侨联委员和成都市侨联常委,历年被评为省、市侨台工作先进个人。

1993年3月,组织上调我到崇州市政协任秘书长,直到1998年退休,一生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人民工作了48年。

我知道,这一切的一切,都是来自“恩哥”的赐予,要不然,我也许会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样,连读书、工作的机会都没有。

现在回想起来,因那时年龄太小,对“恩哥”张鑫岭的了解有限,只知道他大概是河北人,再具体是哪儿的就不知道了。他身高约有170左右,很是帅气,性格开朗,气质淳朴,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理论修养,应该是出生在一个较好条件的家庭,并受过一定程度的学校教育。在工作上,他与刘营长相互尊重,既有明确分工也密切配合,是个年轻有为、有德有才的好领导。是干部和战士们尊敬和喜爱的好首长、大好人,他和蔼亲切,尊重士兵,休息时间常和战士们一起唱歌、跳集体舞,他爱好打篮球,常组织营部队和各连球队之间开展友谊赛,丰富活跃了部队官兵的业余文体生活。

如果我没有记错,他在3营当教导员时还是单身未成家,1954年牺牲时也才27岁左右。

在过去的60多年岁月中,我虽然常常思念这位改变了我人生命运、带我走上革命之路的“恩哥”,但由于当年意外“被”迅速转业,一直不知他被组织上安葬在了哪里……现在,我余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他的墓地,我要带领全家去为他扫墓,将我一生的经历和现在四世同堂的幸福讲给他听。并告诉他:他的弟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,一生都在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,从来不敢稍有懈怠。

不知在我不多的余生日子里,还能有机会了此心愿吗?